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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个政府部门接受民考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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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马敬仁说，我国自1983年提出政务信息公开问题到2007年出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经历了漫长的路程，这是随着我国各级政府的公开性、透明度建设逐步发展而来的，尤其是近十年来成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标志性内容，有关部门对政务信息公开及其后果没有一个科学的把握，一直处于被动发展状态。

深圳本地媒体评价称，“金秤砣”奖是一个很好的践行标本，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虽然早在2007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从法规层面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然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只有指导性规定，留给各地政府部门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例如，原则上公众可以通过申请，要求政府公开那些未主动公开的重要信息，但倘若涉及相关部门切身利益，往往会遇到相关部门有意识的避重就轻，乃至置之不理，民众遇到这种情况只能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护自己的知情权，但这样的司法诉讼在实际操作层面往往有太多的掣肘。由此而言，推动政府信息公开，还需要一个更具约束力的监督外力介入。

“金秤砣奖”的评选给了政府部门信息公开实实在在的民间“压力”，增强了民众要求信息公开的话语权，为民间与政府搭建了一个良性互动平台；促使政府改变作风，提升工作效率，促进透明行政，使其明确感受到来自民众监督的“压力感”；更重要的是，它祛除了网络围观的粗糙和非理性，以一种柔性却执着的力量来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

马洪基金会理事长助理范军提出，深圳未来要进一步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必须跨越“制度与执行”、“信息获取不均”和“标准化与共享”三大制度与社会“鸿沟”。范军说，在政府信息公开已成常态的现实下，政府部门无法把握公开界限，加上内部监督的职能缺位，使得政府部门信息公开有很大的随意性和无效性；与此同时，信息获取渠道的不均衡，正在迅速形成现代社会中的“信息贫民”阶层；而大量无效信息的重复发送，也使得城市居民要获取办事的有效信息日益困难。

范军同时指出，尽管政府部门投入了大量资源和资金进行信息公开建设，但由于公开标准、接口和编码的不统一，部门信息之间无法互通和共享，形成了大量的“信息孤岛资产”，“一个街道办有几千名网格员在做信息搜集工作，却不知道他们采集的信息有什么用，给谁用，这实质上是巨大的信息资源空转和浪费。”

“未来深圳的政府信息公开，不能仅仅满足于公开的表象，而是要更多地通过信息公开改善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并推动社会进步。”范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