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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对经济研究的时代价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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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经济理论似乎隐含着一条规律,“理论就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从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从供给学派—强调需求的凯恩斯学派
西方经济理论似乎隐含着一条规律,“理论就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从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从供给学派—强调需求的凯恩斯学派—新供给学派;从完全竞争—垄断—垄断竞争,从重商主义—自由贸易—保护贸易—战略性贸易—公平贸易等,不一而足。笔者认为,针对西方经济理论方法上的极端倾向,若以中华文化之中道解之,一些问题便豁然开朗。
以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例,当前我国强调市场的“决定作用”与政府的“更好作用”。我国要走市场经济发展道路,需要市场的决定作用,否则就会产生大量的扭曲,产生较高的制度成本或社会成本。但政府如何发挥作用,发挥多大的作用,需要更多地考虑我国的国情、发展阶段等因素。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应该有一个黄金分割点。政府与市场作用是动态的,二者之间的“度”是移动的、有波幅的。不同国家、不同阶段、不同领域,比例关系不尽一致。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美国是政府失灵、作用过小,中国则是政府的越位、错位和缺位并存,更强调市场的决定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近30年是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后又逐步迈向市场经济。可见,政府与市场作用的大小,首先是循实践需要而来,而非按教条与理念而来。
三
近40年来经济转轨过程中,我国政府/市场的关系,主题是“放活”,即扩大市场作用,从认为有作用,到“基础”作用,再到“决定性”作用,政府既要简政放权,也要行为规范和服务到位,解决好越位、错位与缺位问题。
竞争/垄断的关系,扩大市场竞争、保障竞争公平一直是主题,恶性竞争、过度竞争、低价竞销、产能过剩始终与政府行为纠缠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减少市场垄断与行政垄断的双重任务仍然很重,企业需要转向成熟市场经济的错位竞争、品质竞争、理性竞争。
公平/效率的关系,从初期的重效率、扩大差距、增动力、增活力,到今天的效率公平并重,更加注重公平、关注缩小贫富差距,包括城乡、地区、行业、人群、代际等差距,目标是建立一个机会更均等、结果更公正的社会。
理性/非理性的关系,理性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根,强调自利的“无形之手”能达到市场有效,但也走过了一条“理性—有限理性—非理性”的道路,从古典经济学的利益或效用最大化转向了行为经济学的快乐最大化。人是理性与感性的混合物,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二者的比重有所不同,正常情况下理性会占主导,但也存在突变。
德/财或义/利的关系,实现了从轻民财、私财的社会风气,到重财、重民富的大转折,但随后又偏向贪利不顾义、有钱无德、德不配财的社会风尚,各种造假、贪腐、污染等司空见惯,亟待治理。近年义利兼顾的呼声日涨,德财相配的行动日多,此风有望逐步扭转。若能伴以能力建设与制度规范,扩大正向激励,减少逆向淘汰,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让人期待。
我国改革开放实践中,有大量运用中道思维的案例。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说,中国是渐进式、双轨制改革,不光计划与市场、价格双轨制是二元,城乡是二元,特区与非特区是二元……针对历史形成的高度集权的一元化体制,二元式改革有其现实合理性,也体现出高超的改革智慧,“一分为二”“做好增量”“以新带旧”也许正是当时的高明之处。这样,从旧体制中诞生一个新的、有活力的增量中国,并与存量互动、博弈,形成一个新体制。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价格双轨制、各种试点改革、混合所有制等,都体现了渐进式、增量式、混合式特征,从道理上看似“次优”,但在实践中反成“最优”。
曾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美国财长的萨默斯曾说,“经济学界有一个难得的共识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应遵循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中国的“渐进双轨制是比计划经济还糟的制度”,但现实却走向反面。所以从“书斋经济学”到“生活经济学”,从“黑板经济学”到“真实经济学”,还有遥远的路程。
四
经济学常被看作“两难选择”的学问,有选择就有所取舍,就有机会成本,需要两难中拿出最优或次优,中道智慧由此彰显。经济学的中道思维,需要“去完全”“去纯粹”“去单极”,避免成为只顾一点不及其余的“死”的“文物”,而应成为多方兼顾、活的“生物”,是有灵活度、有弹性、可调整、动态式的有机体。实践中的折中方案往往更接近最优,滑向两端的主张常与最优无缘。经济学者的思维若植根于现实,“中庸”则更“中用”;若想毕其功于一役,偏好彻底改变,不愿零打碎敲、修修补补,往往走向反面。所以对于经济生活中的对应关系,应把握好度,回归常识与现实,认清当一方转向另一方时,往往不是非此即彼,不是一方排除了一方,不是一方消灭了另一方,而是相对关系的变化。
文章来源:《环渤海经济瞭望》 网址: http://www.hbhjjw.cn/qikandaodu/2021/0510/10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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