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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与地方经济︱受抑制的服务业与发展不平(3)
作者:网站采编关键词:
摘要：基于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机制分析，本研究发现， 人口密度的变化会通过影响家庭服务业消费支出，进而影响服务业发展。 综上，人
基于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机制分析，本研究发现， 人口密度的变化会通过影响家庭服务业消费支出，进而影响服务业发展。
综上，人口密度的提升促进服务业发展，控制城市人口密度将不利于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不利于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和内需潜力，不利于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四、劳动力流动障碍影响及扭曲效用估计
我国存在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劳动力流动障碍，和历史上同等发展水平的日本、韩国相比，城市的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占比均较低（见图4）。因没有直接数据可以度量劳动力流动障碍，我们用城市非本地户籍常住人口比重度量地区流动障碍大小。相同的其他条件下，非本地户籍常住人口占比越大的城市，劳动力流动障碍越大。
图 4 .城市常住人口与城市户籍人口
注：横坐标轴是人均GDP（取对数），统一换算成2011年的国际美元价格。
本研究发现，人口流动障碍会使流动人口减少对服务商品的消费，从而削弱人口密度提升对服务业的促进作用。因为劳动力流动障碍会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影响服务业发展。其中，直接效应是指劳动力流动障碍通过降低城市人口密度，从而影响服务业发展；间接效应是指劳动力流动障碍会降低移民对服务商品的消费，从而使人口密度提升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效应被削弱。
综上，人口的空间分布受户籍制度约束、土地供应政策的扭曲都是导致服务业发展偏低的诱导因素。
基于前面的分析结果，我们可以估算不同的制度约束和扭曲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有多大。 反事实估测表明，城市人口密度下降和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导致我国服务业占GDP和就业之比偏低3至5个百分点。
五、如何逐步形成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
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伟大历程，是服务业规模不断增长、在宏观经济中占比越来越大、对经济增长和就业贡献越来越重要的过程。然而，在服务业发展取得进步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近年来，我国的结构性调整所面临的问题均与服务业受到抑制相关，进而带来消费需求不足、人民福利受损等问题，这不利于我们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而阻碍国内大循环的发展。有鉴于这些问题，在2020年8月24日举行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陆铭教授指出，在城乡和区域发展方面，如果一些体制性、结构性问题得以解决，将产生巨大的制度红利。
对照当下的制度背景，本研究所得结论的政策启示是：第一，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要减少用行政干预手段将人口引导到低人口密度地区的做法，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第二，地方政府要积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帮助移民融入所在城市，尤其是高人口密度的大城市；第三，中央和地方协力，适当减缓城市建设用地总量供应，尤其是在低人口密度的中小城市和人口流出地，在人口负增长地区甚至应该减少城市建设用地。
经济发展是一个多目标过程，经济政策的制定既需要基于科学的依据，也需要考虑不同目标之间的关系，避免顾此失彼。长期以来，我国的政策制定不够重视空间因素对于经济结构的影响。本研究说明，人口向城市（特别是高人口密度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集聚和服务业占比逐步提高是两个有关联的现象，体现了人口密度提升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客观规律。 如果主观认为人口集聚的趋势是不好的，从而试图用行政干预手段改变这个趋势，结果可能导致经济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最终阻碍国内大循环形成。
（作者钟粤俊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陆铭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奚锡灿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本文原题“集聚与服务业发展——基于人口空间分布的视角”，原载《管理世界》2020年第11期。由钟粤俊改写，具体技术细节请参考原文。）
文章来源：《环渤海经济瞭望》 网址: http://www.hbhjjw.cn/zonghexinwen/2021/0613/11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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